当我们把余秋雨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身份来约访时，余秋雨愿意回答我们关于文化方面的一些问题。他最终选择回信的方式。在他看来，面对面，也许记者会误解他的意思。

　　中国新闻周刊：从《文化苦旅》至今，在饱受争议的过程中，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余秋雨：我的文化探索，确实走了一条特别漫长又特别艰难的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攻读经典。

　　这事在30多年前就开始了。“文革”使我产生了对文化的重大困惑。在“文革”前期，我遭受家破人亡的惨剧，天天面对着“整人文化”“示众文化”“揭发文化”“专权文化”和“暴民文化”的强大和残酷，而这些文化的很大一部分，确实来自于中华文化中的负面遗产。

　　“文革”中期，林彪事件后极左派势力受挫，我从农场回城，有幸参加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组，虽然时间很短，却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正面力量。“文革”后期，极左派反扑，掀起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离开城市潜入山林以示抗拒，无意中遇到了一个早就封闭和废弃于山间的“中正图书馆”，就在那里静心研读中国古代经典，直到“文革”结束。

　　“文革”结束，我返回上海，家里蒙受的冤案一一被平反昭雪，社会生活开始变得正常和热闹，我却觉得自己虽然在山间研读了中国古代经典，但还缺少对世界其他文明的深入了解，就关起门来，用8年时间研读从古希腊、古印度开始的人类主要典籍。当时这些典籍还很少有中文译本，我读的是英译本，但我的英语不好，读得很慢，还要经常请教一些年老的专家，因此效果反而更好。

　　在所有典籍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法国的启蒙主义和存在主义。这种对国际典籍的了解，使我反过来更深入地领悟了中华文化的优点和弱点。但是，到此为止，一切还都停留在书面上，因此我期待着一个系统的实地考察，像我阅读经典那样完整。为了这个目的，我下很大的决心，把自己的职位都辞了。这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实地考察。

　　根据民意测验，我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了6年的上海戏剧学院行政领导。当时我是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又是全国文化系统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而且又曾经被评为“最有行政领导能力的高校校长”，按照中国老话，进入了“仕途亨通”的最好季节。北京高层领导也曾一再示意我“另有任用”。但是，我为了对中华文化进行实地考察，用连续23次坚韧不拔的辞职报告，终于彻底辞职，独自来到甘肃高原，开始了我后半辈子的人生苦旅。

　　我先考察中国，寻找的是“曾经发生过大事件的文化现场”。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的重心曾被长期错移，把一些并不重要的内容当作了重心。例如，一直把宫廷斗争、豪强角逐、古董卷佚、咬文嚼字太当一回事，而很少关注真正的民众生态和文明起落。因此，我在甘肃高原呼吁人们重新关注丝绸之路、唐代和敦煌，在都江堰呼吁人们重新关注一种改善民生的政治主张，在山西平遥呼吁人们重新关注曾经给民族带来富裕希望却被长久轻视的商业文化。

　　对于文化人，我考察的重心放到那些被流放和伤害后却在当地创造了文明成果的人物身上，而并不过于看重传统意义上的“义士”和“通才”。我最为厌恶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奸臣”和“恶人”，而是各色各样的小人。

　　我对中华文化的考察，通过《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表述出来，整体上充满了崇敬和忧郁。这与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基本思潮很不一样，我没有在乎前后左右，只觉得还需要从世界坐标上获得定位。因此，因缘际会，我与香港凤凰卫视的团队开始了长时间的海外考察。

　　我认为，对于文化考察而言，实地到达的意义，远远超过书本钻研。原因是，书本记录的局限性、偶然性、选择性实在太大，而实地考察所面对的却是一个“全息现场”，哪怕是废墟。

　　第三阶段，互动传播。

　　我从一开始认识到，在当代，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考察必须与广大民众互动，使之变成一种公共意识。正是这种认识，使我选择了《文化苦旅》这种有可能被广大民众接受的文体，后来又选择了在电视里边走边讲的节目形式。这种做法，与中国文化界长期崇尚的“两耳不闻窗外事”“板凳要坐十年冷”之类的治学模式正好相反。但我早就知道中国文化人的虚假性就在这里，因此继续突破，在香港凤凰卫视用整整两年时间的《秋雨时分》，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位系统阐释中华文明。我也愉快地几度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为全国规模的大奖赛做文化点评，面对上亿观众，点点滴滴讲述世界坐标下的中华文化。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你始终被争议所围绕。对于这些争议你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所有围绕着我的“争议”很奇怪，从来没有对我写作和演讲的观点有一丝一毫的争议。全部“争议”是三点：一、我在“文革”中从事过写作；二、我的文章中有不少“文史差错”；三、文化人不该上电视。

　　对于第二点，我的文章中是不是有不少“文史差错”，我自己不必说了。因为复旦大学文史整理研究所所长、当今顶级大学者张培恒教授已经以80高龄连续发表了三篇长文予以逐一反驳，并指出那个“揭发”者是“蓄意诬陷”，那个人自己的文化程度“不会高于爱好文史的高中学生”。因此，这件事没有争议。

　　第三点，该不该上电视的问题，我已经在回答前一个问题时说清楚了，不再重复。

　　那么，问题就在第一点，也就是有人指控我有“文革写作”的问题。我在“文革”中确实有过“写作”，我前面说了，那时在林彪事件后有幸参与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我编写的内容很少，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痕迹。前些年我曾公开悬赏，有人如果能出示我写过一段、一行、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文字，我就奖励全年薪金。悬赏六百天无人领赏，可见是彻头彻尾的谣言。因此，这也只是胡乱诽谤，并没有什么争议。

　　对于这种诽谤和围攻，暴露了中国文化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毁损的力量远远超过创建的力量。毁损者永远有英雄的形象，永远只依赖谣言，永远不需要实证，永远不考虑道歉，永远不自感羞愧。而人数已经越来越稀缺的创建者，则永远处于“靶子”的地位。王小波先生说：中国文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人，一种是不让别人做事的人。现在的问题是，不让别人做事的人，在数量上至少是做事的人的十倍，乃至几十倍。更惊人的是，很多媒体为了发行量，总是喜欢鼓动批判、揭发，因此也站到了不让别人做事的人的一边。

　　在这种奇怪的趋势中，我可算一个典型。说起来，我20年前就辞职了，连一个科长都不是，甚至连半官方的作协、文联的活动也从不参加，更不是任何一级的代表和委员，是一个最纯粹的个体文化人，却遭受到具有公权力的报刊几千篇文章的反复批判。批判的内容，至今找不到一点属实，而所有的批判者和报刊，没有一个道歉。问题的荒唐性，不言而喻。

　　我自己，对这种荒唐的围攻完全未予理会。因为我要做的事太多，没有时间分心。多少年的事实证明，我们真是遇到了一个不错的时代。你看，不管他们围攻得多么声势浩大，居然一点儿也没有影响我的脚步和文笔。而且，广大读者仍然坚定地站在我一边，那些围攻者忙了那么多年，也没有一个人被社会和文化界所接受。这就是历史的进步。我有信心以自己的经历宣布：即使在文化界，整人的时代也结束了。

　　所以，大家也不必对这种以“争议”为装扮的整人风潮，再当作话题。这是昨夜的黑浪，连记忆也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