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风云，把脉国际大势，是人民日报社驻外记者的光荣使命。不是在采访，就是在去采访的路上。2016年，366天风雨无阻，他们赴世界各地重大新闻现场，记录历史瞬间，传递中国声音，思考时代变迁。

　　感一叶知秋，言家国天下。虽然只有短短数百字，却饱含真挚情感，记载着一段段深切的心路历程

　　用行动赢得尊重

　　本报驻埃及记者 王云松

　　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气候大会“中国角”新闻发布会上，中外媒体对于中国在气候大会上的主张和作用频频发问，有不少外国记者专门关注中国代表团的记者会，希望能从中国视角洞悉会议进程。

　　受到美国大选影响，马拉喀什气候谈判一度出现变数，不少国家选择观望。当时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中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可能出现的变化？”“中国对于世界的承诺是否能够继续坚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代表团频频发声，为整个谈判奉上一颗“定心丸”。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表示，《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的发展趋势和各国的共同愿景，即绿色、低碳转型，不管有什么可能发生的变化，这个趋势不会改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措施、行动不会改变，中国所做的承诺不会改变。他强调：“中国主张多做事，少做秀！”

　　本次气变大会观察员、法国学者林晨力认为：“中国在推动《巴黎协定》落实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上，中国变得日益积极。我从2009年参加气候大会就开始对中国进行跟踪研究，那时中国代表更多以沉默回应各方关切，现在则完全不一样，‘中国角’成为最热闹的会场，中国代表团频频组织记者会，对外发声。毫无疑问，中国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

　　无论是“零排放”的公交车，还是可以计算碳排放量的智能机器人“艾娃”，在马拉喀什两周的采访中，令记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中国因素”成为越来越绚丽的色彩，中国不仅用语言，更用行动赢得了世界的认可与尊重。

　　在不明朗中前行

　　本报驻法国记者 王 远

　　回顾2016年的法国，我心目中的新闻热点有：火热的欧洲杯足球赛，蔚蓝海岸国庆日遭“血洗”，阻碍重重的劳动法改革，极端化势头不减，难民危机影响难消，大选前的摩拳擦掌。它们看似独立，无形中又有着重重关联。

　　在经历了2015年几场恐怖袭击之后，法国面临的第一大压力就是确保欧洲杯足球赛的安全。但欧洲杯顺利谢幕不足一周，国庆日当天，尼斯海岸上就发生了货车碾压人群的恐怖袭击。民众愤怒了，他们开始质问：警察何在？政府何为？为什么无法保证人民的安全？

　　在受难民潮冲击最严重的法国北部城市加来，无数迷茫和无所适从的非洲、中东难民，他们或者被政府转移到各地申请政治庇护，或者继续与清理难民营的官方团队“打游击”，哪一种都不是他们的初衷。周围的居民虽然遭遇难民潮带来的治安隐患，但仍满怀同情地表示，“政府应该给他们一些帮助。”

　　在距离2017年大选不足半年的时间里，趋向保守的前总理菲永打败较温和的前总理朱佩，在中右翼政党党内初选中胜出；在左翼阵营，奥朗德成为第五共和国首位不谋求连任的总统；极右翼国民阵线受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鼓舞……今年劳动法改革引发全国范围游行抗议，总理瓦尔斯不得不两次动用宪法条例强行通过修改草案。一方面是拒绝改变，一方面又在寻求改变，这也许将成为法国未来最大的不确定性。

　　法国人喜欢讲，“这就是生活”。也许法国将在这种能够解释万般变化的日常哲学中，从问题交错的不明朗中守得云开见月明。

　　还是应该少折腾

　　本报驻英国记者 黄培昭

　　伦敦市中心隐藏着一处“小威尼斯”，这里是摄政运河和联合大运河的交汇点。一年前，为了采访英国的船上人家，我在伦敦城北的联合大运河上遇到了威尔奇。当时，他主动谈起苏格兰公投，认为那是“没事找事”，“如果苏格兰独立了，对各方都是伤害，简直是瞎折腾”。

　　一年后，我再次在这里遇到了威尔奇。“英国本是平静的国家，现在却是多事之秋，不少事情都是人为制造的，比如脱欧公投就不该进行，多数人打心眼里并不想离开欧盟，公投结果却事与愿违”。在威尔奇看来，诸如苏格兰公投、脱欧公投、卡梅伦辞职等事件的发生，都“太浪费资源、太折腾了，英国本可以专心干许多正事，节省大量行政和财政资源”。

　　威尔奇解释说：“拿脱欧公投来说，各派为拉票使出浑身解数，卡梅伦政府仅仅印制一页的留欧宣传小册子，就消耗将近1000万英镑行政经费，而这笔钱完全可以用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上，那样将使多少普通百姓受益！”如果当初不搞这一切，也就不会有各种浪费、各种烦恼和各种对脱欧后不确定前景的茫然。

　　眼前，由19世纪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命名的“小威尼斯”，风景美不胜收，但像威尔奇这样漂泊在水上的“人家”，却生活在与周遭诗般意境极不协调的窘况中。选择居住船屋者，确实有理念使然、希望换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但更多的则是买不起房子的“无奈之举”。船上终究不方便，尤其冬天阴冷潮湿，寒风袭人，连洗个澡都成问题。

　　房地产代理商“汉普顿国际”的报告称，去年，为了逃离节节攀高的房价，伦敦有超过6万户居民不得不搬到外地生活。与威尔奇这样的船上人家相比，这是否算是另一种“陆地漂移”？

　　足球少年在成长

　　本报驻西班牙记者 王 迪

　　前不久在一档选秀节目中，主持人调侃一位选手说，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比赛，你敢穿着中国足球队的队服来比吗？选手回答说：“我觉得我只要穿上球衣，就有上赛场的感觉。现在的中国队，不是不能赢，而是有改变了，所以让我和中国队一起加油吧。”

　　铁杆球迷们从未曾气馁，奋斗在足球事业前线的人们更不能有负重望。一直记得，恒大足球学校西班牙分校校长刘倩说过的一句话：“我不信我们这样还干不出成绩。不向大家交出个满意的答卷我没脸回去，也绝不会回去。”

　　2014年10月，恒大足校第一批小学员们来到西班牙。到目前为止，足校包揽了75名青训队员在西班牙衣食住行学训的全部费用；由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基金会提供西方教练，从国内派遣了多名中方教练和文化课教师；充分利用西班牙的足球氛围，为中国小球员创造更能适应的训练环境和方式……

　　在西班牙，足球场数量很多，却少有闲时，可以说，有空地就有人在踢球。各俱乐部的青训时间都在下午放学后，时长一个半小时，因此家长都愿意让孩子去接受正规训练，俱乐部也有了更多机会挑选好苗子。恒大也开始尝试建立“新型足球学校”，让青训走进更多基层校园。3年下来，对于足球青训模式的探索仍刚刚起步，这些足球少年能到达哪一高度也仍是未知数。不过，正如那位穿着中国队队服比赛的选手说的那样，中国足球有改变了。

　　足球少年的成长与成熟让人欣慰，给人信心。我看到，无论是小球员、教练还是校方每一个人的努力，他们需要多一份鼓励，少一份压力。

　　萨伊德的拖延症

　　本报驻叙利亚记者 宦 翔

　　3月，我终于到当地朋友萨伊德的家里做了回客。

　　我们早在2014年就认识，热情好客的萨伊德曾经多次邀我去他位于大马士革南郊萨赫纳亚镇的家里做客，但由于该镇隔壁的达拉亚镇一直处于交火中，一直都没能成行。直到今年2月底开始，在俄、美斡旋下，叙利亚交战各方在绝大部分地区实行停火。停火协议生效几天后，萨伊德再次向我发来邀请。

　　萨伊德是一名商人，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红木餐桌光洁如鉴，巨大的液晶电视表面一尘不染，客厅里有一架钢琴——这几乎是他4个孩子唯一的娱乐设施。然而，这个小康之家的沙发看起来却并不那样光鲜：坐垫的一角已经裂开，露出了弹簧和磨破的海绵。萨伊德解释说，沙发是不久前孩子们打闹时弄坏的。

　　为什么不修呢？萨伊德没有直接回答，把我带到了一个卧室里。窗户上有一个指甲盖大小的洞。他告诉我，这是两年前一颗流弹留下的，所幸当时睡在屋里的两个儿子平安无事。

　　“我不是没有钱去修理这些东西，”萨伊德说，“我是没有信心。谁知道明天又有什么东西损坏，甚至是毁灭呢？4年了，我们早就麻木了。”

　　萨伊德告诉我，自从附近局势紧张以来，他做好了随时撤离的准备，但又难以放弃自己辛苦多年换来的家当。“希望这次停火能长久持续下去。局势好了，我就打算把这些东西一次性翻新。”他说。

　　正是在这种纠结与矛盾中，萨伊德养成了“家具修理拖延症” 。不过，要治好这个心病远非他个人能力所及。几个月后，停火协议陆续被打破。此后，各方都宣布了多轮停火，都仍难以维持。这一年，脆弱的停火令叙利亚局势在希望与失望中摇摆。看着萨伊德的拖延症一天天恶化下去，听见身边的朋友对于一轮又一轮的停火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听天由命吧”，作为一个局外人，我意识到自己曾经习以为常的和平，对他们而言是何等的奢侈与遥远……

　　最近，我问萨伊德，新年是否有“翻新计划”，他却问我，“我家的破沙发和这场战争，哪个会先结束呢？”

　　稳定如空气阳光

　　本报驻韩国记者 马 菲

　　在韩国，抗议时时有，今年尤其多。

　　自韩国政府宣布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以来，韩国各地的抗议示威活动便从未停歇。同行们开玩笑说，“我们不是在抗议现场，就是在去抗议现场的路上。”

　　“韩式抗议”独有特色。抗议活动中，往往有演员在台上用鲜明轻快、耳熟能详的旋律搭配上反对“萨德”的歌词演唱，台下观众则一起互动。如果没有那些密密麻麻的抗议标语，你会误以为身处演唱会现场。不过，在表演间隙呼喊抗议口号时，坚毅和愤怒便立刻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我不管政府有什么考虑，对于老百姓来说，部署‘萨德’有百害无一利，我们将反对到底！”这是韩国普通民众的心声。

　　“韩式抗议”的感染力不容小觑。总统“亲信干政”事件震惊韩国社会，民众在首尔市中心标志性地段光化门广场接连举行抗议活动，最终导致总统被弹劾而停职。

　　4年前的冬天，我见证了朴槿惠的当选。她创造了韩国历史上多个第一：第一位女性总统、韩国政坛首次出现“父女总统”、韩国实行总统民选制度后首位以超过半数支持率当选的总统……彼时，民众对这位与众不同的总统寄予厚望。4年后的冬天，我见证了韩国政坛一片混乱、民众高呼“朴槿惠下台”的局面。此时，民众对她失望不已。巨大的反差，不禁让我感慨万千。而对朴槿惠来说，这可能也是她人生中最为冰冷刺骨的一个冬天。

　　“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如果把主语换成稳定的政局，我想道理亦然，这亦是当下韩国百姓的心声。

　　不知不觉被“圈粉”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曲 颂

　　新年前夕，气温只有零下15摄氏度，莫斯科的小朋友们还是聚集在高尔基中央文化休息公园门口，等待着严寒老人。严寒老人可谓俄版圣诞老人，他留着长长的白胡子，倾听小朋友的新年愿望……公园方面早就发出了通知：我们今天等待的是“太空严寒老人”：传统的节日枞树被装饰成了火箭模样，志愿者们也纷纷扮成了飞行员和宇航员。夜幕降临，严寒老人在欢呼声中到来，和小脸冻红的小朋友们合影、唱歌、做游戏。严寒老人告诉小朋友们：不止地球上会下雪，太空中也会下雪，想去看一看太空雪的孩子们要从小锻炼身体，才能健康成长。

　　莫斯科地铁红线“麻雀山”站大厅里有许多透明的玻璃圆柱，今年春天，这些圆柱里装上了各种火箭、航天器模型。4月12日世界航天日之际，莫斯科地铁7号线开通了一列车厢内外都“星汉灿烂”的“航天列车”，还卖出了100万张特殊的纪念票。

　　在斯摩棱斯克州，第一位航天员尤里·加加林出生地格扎斯克早已更名为加加林市。在新建的“东方”航天发射场，53米高的移动服务塔台上画着加加林的头像。他在航天器里说的两句话“出发了！”和“抬头看！”也被制成标语。在巨大的排气坑前，负责介绍的俄方工程师在我旁边说：“瞧，多美啊！”这令作为与俄罗斯航天事业极其遥远的外国人的我，都想起了自己乘坐过俄航的科罗廖夫号飞机、参加过以齐奥尔科夫斯基命名的夏令营、冰箱门上贴着站在莫斯科宇航博物馆前的加加林。

　　受经济形势所困，今天的俄罗斯航天事业现状并不很乐观。与中国、美国相比，俄罗斯未来的航天计划显得逊色许多。设备老化、人才流失等系统性问题不时以发射失败等形式呈现。但被不知不觉“圈粉”之后，我总是“忍不住”时刻关注着俄罗斯的航天新进展。

　　偏离民意种恶果

　　本报驻德国记者 冯雪珺

　　“我还是不敢相信，如此淳朴友善的一群人，竟然是德国选择党的忠实支持者。”一位朋友最近向我诉说心中不解。这群人指的是德国东北部波罗的海海域一个小岛上的居民。小岛不过2万常住人口，游客初来乍到，遇到各种问题时岛民总会伸出援手。但最近一项民调显示，以反难民著称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在该岛上的支持率竟然高达40%。

　　“其实这个党的大部分观点我都不认同，但似乎只有他们才会回应我们的关切，争取我们的诉求。”一位岛民解释道。传统大党基民盟和社民党，当难民危机袭来时，只知道告诉民众“你应该怎么做”，却忽视当地人自身的政治关切和生活诉求。

　　受联邦政府委托，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政治学教授汉斯·弗兰德对极右翼排外组织“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以下简称Pegida）进行了详细调研。Pegida被视为德国选择党的坚定拉票者。

　　在今年调研报告的首发会上，弗兰德的讲话耐人寻味。“主流媒体总是将Pegida描述成一帮社会边缘者、失业者等组成的乌合之众。但其中相当比例的成员，是职员、学者甚至地方政府官员。他们的初衷不过是想为当地落后的经济争取更多利益。”

　　其中，一位支持Pegida的学者的观点让人难以忘怀：“越是用‘政治不正确’的边缘形象来将我们刻板化、妖魔化，让我们无法通过主流媒体渠道发声，我们就越只有通过更加激烈的言行来引起社会的关注。”弗兰德坦言，媒体和政府应该反思，有多少人是因为民意得不到代表，找不到合适的申诉途径，“被迫”走上了越来越“右”的道路。

　　慕尼黑大学应用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维尔纳·魏登费尔德在一次采访中说：“所有引起社会撕裂危机的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传统政治文化和制度偏离了民意。”

　　大选让美国“分裂”

　　本报驻美国记者 张朋辉

　　2016年美国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总统选举。整个选举持续1年多，引起广泛关注。喧嚣的选举背后更多是候选人和媒体的独角戏，55.4%的投票率创新世纪以来的新低，凸显民众对政治的冷漠，泾渭分明的选民地图折射出愈加分裂的社会。

　　乡村与城市，白人与少数族裔，1%的富人同99%的民众……美国已经俨然成为“红色”与“蓝色”的集合。《时代》周刊将特朗普评为年度人物，使用的称呼便是“美利坚分众国总统”。分裂的社会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对华盛顿政治的不满。经过这场格调低俗、丑闻频出的选举，美国民众对自己的民主制度少了一些骄傲，多了一些反思。国务卿克里直白地说：“今年的总统大选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多次让人感到十分尴尬。”

　　在大选年，任何议题都被放大，变得更加微妙，种族关系、枪支暴力、警民冲突等都可能随时触动美国社会的敏感神经。抗议运动、“武装占领”、大规模枪击案等突发事件频发，初选、总统提名大会、总统辩论、选举投票，热度一浪高过一浪。

　　“让美国再次伟大”“在一起更强大”，两党总统候选人提出的口号折射出美国对自身国际地位的焦虑，渴望赢得更多尊重。但另一方面，国内问题缠身，美国似乎已经没有“闲情”在国际上开疆拓土。

　　今年大选，中国继续成为一个话题，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复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实力的提升及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积极参与者的作用。

　　美国政府更迭周期性发生，算不得新鲜事，但是今年大选暴露的问题令人深思。2017年，美国将继续在喧嚣和对立中彷徨、探索，世界将继续见证这个国家的发展与变化。

　　体育点亮新人生

　　本报驻巴西记者 王海林

　　2016年9月18日晚，第十五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里约热内卢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107金81银51铜，共计239枚奖牌，打破了51项世界纪录，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四连冠。

　　“假如我的人生是一本书，而我是作者，那么我希望自己拥有怎样的故事？”里约残奥会嘉宾、美国前残奥运动员艾米·珀迪这样问自己。来自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的4432名运动员书写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和精彩。一块块奖牌背后，是一个又一个残疾人运动员与命运顽强抗争的故事。

　　你能想象没有双臂、双目失明、双腿残疾的他们是怎样经历一次次的挫败后，在泳池里劈波斩浪，在足球场上毫无障碍地奔跑、在射击场上一次次瞄准命运的靶心吗？

　　跟这些残疾人运动员接触，最打动我的就是他们在逆境中的乐观和坚持，残疾人运动员没有健全的身体，他们却有着更加热爱生活的美好心灵。每个残疾人运动员身上都背负着一段悲伤的往事，自卑几乎都是他们曾经的代名词……而让他们战胜自卑、走出阴霾的除了家人的鼓励，更有对体育的热爱，对生活的坚持。在逆境中战胜自卑，他们每个人都成为浴火重生的耀眼凤凰。跟残疾人运动员交流，他们谈论最多的词就是“改变”和“感恩”，而这种改变正是体育精神带给他们的，体育点亮了他们的人生。

　　残奥会对于残疾运动员的意义也许远远大于奥运会对于健全运动员的意义。对这些残疾运动员来说，每一次参与都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认可；每一次掌声都让他们切切实实感受到生命的意义。“我们和健全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也可以”，里约残奥会中国代表团首金获得者董超如是说，这正是所有残疾人运动员的心声。

　　大树下面访部长

　　本报驻泰国记者 张志文

　　4月的柬埔寨暹粒，酷暑如火，早上8点的气温就能逼近38摄氏度。受柬埔寨旅游部邀请，我和其他记者来到这里，采访一年一度的吴哥宋干节活动。宋干节是中南半岛佛教国家的传统节日，象征着新的一年开始，因此格外隆重热烈。

　　在6号公路旁，我见到了柬埔寨旅游部长唐坤。一棵大树，几个塑料凳，身旁不时有汽车驶过，这种专访场景确实不太多见。一见到我，唐坤就说，“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确，我们身旁的这条6号公路，就是中国企业帮助柬埔寨修建的，正是因为这条公路，才使得全球游客能够便捷地前往吴哥窟参观欣赏。唐坤说：“一带一路”倡议对柬埔寨发展非常重要，老百姓也能通过发展旅游实现脱贫致富，柬埔寨一定会走好这条路。

　　唐坤的话让我想起今年的另一次采访。柏威夏是柬埔寨发展落后的边境省份。一家中资工厂举行开业仪式，民众一大早驾着拖拉机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他们的脸上挂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一位柬埔寨学者对我说，“一带一路”让他真切感受到了发展带来的喜悦。

　　这样的事情在东南亚国家绝非个例。老挝有句俗语——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老挝琅南塔曾经多次遭受战火洗礼，如今正在迎接中老铁路和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带来的经济腾飞。一位当地司机对我说，中国企业来了，我们的路也通了，生意也好做了。

　　“一带一路”联起中国与东南亚，在这里从倡议转化成行动，从理念转化成动力。

　　非洲正在“快起来”

　　本报驻南非记者 李志伟

　　行走在非洲，人们总说这是一个速度很慢的大陆。在一些非洲城市，还保留着殖民地时期的古建筑，路上跑的还有很多古董车。在这里，办事节奏慢、生活节奏慢，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非洲发展的桎梏。

　　然而，如今，记者在非洲国家走访时发现这里的城市发展日新月异：非洲正在“快起来”。这得益于正在构建的高速公路、现代化铁路网络。

　　非洲的速度为什么快起来？肯尼亚青年华特·鲁伊古说：“这很简单，中国公司在内罗毕修建了高速公路，以前我从郊区到城里需要两个小时，现在只需要20分钟，你说快不快？”

　　非洲有着当今全球最年轻的人口。我在非洲各国遇到了不少青年，他们参与到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中，一方面他们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这让非洲的形象变得更加现代、更加有魅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变得更加富裕。

　　埃塞俄比亚青年哥斯在中铁二局亚吉铁路项目工作。20多岁的他现在已经拥有两台车。虽然都是二手车，但这已经让他走在同龄人的前面。

　　奥德罗和蒂达是蒙内铁路第八项目部的两名技术人员。奥德罗说，他一有时间就会找中国工友学习不同的技术，“我要跟中国朋友多学本事”。蒂达说，他每个月有3万先令（1先令约合0.07元人民币）的收入，两年下来足够在老家盖一套5居室的房子。

　　亚吉铁路上的现代化列车快速奔驰在非洲原野上，中非务实合作正让非洲发展快起来。在中国公司工作的非洲员工总结说，他们获得了“两种财富”：一个是改善生活的物质财富，一个是改变生活的技能财富。

　　要自由，还是安全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 任 彦

　　“布鲁塞尔怎么是这个样子？”一位最近来出差的国内朋友对我感叹道，“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和装甲车，一天到晚警笛声不绝于耳，那阵势看上去完全就是大战在即啊！”

　　过去很长时间，布鲁塞尔是岁月静好的代名词，恬淡，宁静，安详。现在的布鲁塞尔却已被浓重的恐怖阴霾所覆盖。3月22日一大早，布鲁塞尔机场传来一连串爆炸声，紧接着，距离欧盟总部只有几百米的马埃勒贝克地铁站也发生爆炸。两起袭击事件共造成30多人死亡、250人受伤。比利时政府提高了安保级别，对布鲁塞尔更是严加保护，全副武装的军人出现在车站、景区、欧盟机构等重要场所。

　　有人说，比利时是欧洲的一个缩影，欧洲的太平盛世正在远去，动荡不安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法国还没有从去年底巴黎恐怖袭击案的阴影中走出来，今年7月又遭遇尼斯恐怖袭击事件。德国一直被认为很安全，因为该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发生过恐怖袭击，但没有想到今年也是不断发生恐袭事件，尽管规模都没有法国和比利时那么惊人。

　　欧盟刑警组织最近发布一份安全形势报告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很可能在欧洲各地发动更多袭击。有分析认为，欧洲之所以沦为恐怖组织活动的重灾区，主要是因为欧洲为极端分子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只有铲除极端思想才能从源头上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

　　欧洲议会与欧盟成员国日前已就修改申根区边境有关规定的一项法律草案达成共识，该草案要求对包括欧盟公民在内的所有出入境者身份进行强制性系统检查。但欧洲有不少人反对该措施，他们认为这会妨碍人们的自由。开放的边境的确方便人们自由流动，但也给恐怖分子留下可乘之机。要自由，还是要安全？欧洲人需要作出选择。

　　废币考验大国梦

　　本报驻印度记者 苑基荣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地毯出口商拉朱吉娜工厂店生产着享誉全球的印度手工地毯，工厂雇佣着上百号工人，日常现金周转都在几十万到上百万卢比。11月9日，莫迪政府废除500卢比（1卢比约合0.1元人民币）和1000卢比大额纸币彻底改变了这家工厂的运营。

　　“我支持废币，也明白这对打击黑钱、支持国家发展的意义，但不能否认它对商业的冲击。我们生意人支持废币一两个月可以，但要持续几个月，这生意就没法做了。”“我的工人主要是农民工和临时工，流动性大，给他们发工资都是现金，而不是银行账户，现金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每星期只能取5万卢比是杯水车薪。”拉朱吉娜说。

　　在排队换币时，记者碰到一位中学老师，他表示支持莫迪这个政策，认为印度要想成为大国，需要有强有力的手段打击黑钱和腐败。印度财政部一位高官也曾透露，印度已经收获5万亿卢比非法资金。莫迪在不同场合表示，给他时间，他会根治黑钱和腐败，推动印度国家发展，重塑国际形象。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总理莫迪，废币承载的是印度人对大国梦想的希冀和渴望。

　　换币已有月余，生意下降了60%，拉朱吉娜已从无奈转变为愤怒。现金短缺，银行不得不关门。印度经济学家德雷兹表示，在一个繁荣经济体更换货币就如同向一辆高速行驶汽车的轮胎上打枪。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理事会研究员拉马克什娜告诉记者，很多黑钱和腐败资金都已转化为土地、黄金或存在国外，废币对打击真正大规模黑钱的效果有限。

　　废币无法一劳永逸解决顽疾，也没有触及更深层次问题。如何抚平废币对印度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小的考验。

    原标题：世界在心中 我们在路上——人民日报社驻外记者感言